從我出生成長到離開居住過的家,到台北工作謀生、念書,度過了十六個寒暑,正是我童少年成長的時期。在這段歲月中,發生過許許多多難忘的故事,有歡樂也有苦難,至今仍時常浮現腦海,始終無法忘懷…
我記得童少年期成長的家庭環境,非常貧寒困苦。外人或許認為,父親是位小學老師,後來又進入鄉公所任公務人員,有固定的薪水收入,必定是個小康之家。其實不然。因食指浩繁,以父親微薄的薪水收入,要維持九口之家的生活,實入不敷出,常處於斷糧的情況。家中一切由母親張羅打理,加上養姊出外打工賺錢貼補,才得以讓我們五六個小孩不致挨餓並能上學。
父親和祖父乃是養父子之關係,也是甥舅關係,孩提時即過繼給吳姓的祖父。八歲時,養父由大寮村遷居大湖村臨街的農家房子。
祖父是個大佃農家,承租十幾甲水田耕作,有水牛五、六隻,長工四、五位,農事繁忙。父親生長在這樣的家庭,未上學前或上學後不得空閒,得幫忙割草、掌牛(牧牛)等雜事。
父親出生於日據初始之民前十一年(一九○○年),至學齡時鄉間尚無學校設立,當設立時亦未即時入學,原因不得而知。至第三年,始以十三歲之高齡入小學就讀,故畢業時年近二十歲。因在校成績優異,留校擔任訓導代課教員,兩年後派任南湖分校教員,八年後深得日人庄長(現鄉長)之賞識,延攬轉任鄉公所特任教務專員,負責皇民化政策之國語(日語)教育推行主持人,在各村莊舉辦日語講習會,並擔任講師。
由於開訓或結訓典禮時,父親必親臨主持,故留下許多珍貴的身影。父親桃李滿鄉里,對日語教育的推展貢獻良多,是位深受鄉人敬重的教育家。
父親孩童時生活在大佃農家庭,卻能力爭上游,努力向學,出類拔萃,成為全家族中唯一的知識份子,其奮發自勵的精神,令人敬佩。然而父親一心以教育事業為職志,獨留母親在大家庭中辛苦操勞。除了早晚張羅全家十多口三餐、操持家中諸多雜務外,還得披星載月忙於農事。母親常對兒女們說:「我為對吳家所付出的精神、辛勞沒有獲得公婆的肯定而深感遺憾。」
迨祖父親生的兩個兒子成年,先後結婚成家,祖母見我們這一家食口增多(大哥、玲玉姊、二哥、菊英姊、父母親共六人),視我們這一家為外人,欲排除而後快。她老人家心中總盤算著如何把我們這一家人遷出在外,深怕將來我們和他們分爭財產。父親非其親生骨肉,她老人家有這樣的態度也不奇怪。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苗栗地區發生大地震,大湖受損嚴重,屋毀牆塌,牲畜壓死無數,無完舍可居,只好在禾埕曬穀場搭起臨時簡棚暫住。祖父母於是把握此機會,騰出祖厝右廂至馬路之間約一百餘坪的空地(吳氏祭祀地),讓我們起造房屋外住。於是,父親籌資一百日圓,就在空地上蓋起一間簡陋的房子,包括:簡易日式十二張榻榻米房一間、上蓋竹瓦,棉被櫥一座,木板走廊。後來小孩陸續出生,於是再往旁邊增蓋房間、飯廳、廚房及豬欄(客語)等。屋前空地植榕樹一株,屋右側植龍眼樹一棵。每逢龍眼成熟時,兄弟們爭相爬上樹或用竹竿夾採擷享用。龍眼樹下方有防空洞一座,可容七八人避難。圍籬多為矮樹及竹片籬笆,整座房舍簡陋不堪,當時沒有留下整座房屋相片甚為可惜,只好存留在腦海中。
地震約一年後,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九月房屋落成,我們這一家搬離了祖父的大佃農家,獨立過自由的家庭生活。當初搬離時,祖父母沒給任何最基本的生活用具,諸如炒菜鍋、飯鍋、碗盤等,也沒分給我們一分錢或半畝水田山園等,實在刻薄至極,因為父親並非其親生兒呀!
雖然生活艱困若此,父母仍緊咬牙關苦撐。尤其是母親,為了不讓兒女挨餓,努力拉拔成長,其辛苦可想而知。
搬離後的第二年,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我出生在新建的房子,隨後大弟、小弟、小妹陸續出生,人口暴增至十人。
僅憑著父親微薄的五十元薪水是難以支撐一家十口生活的,家裡既無積蓄,也無田產,想要種點什麼蔬果加菜也不可能。於是,母親以所學不多的裁縫技術,買一部裁縫機為人製作簡單衣服,賺取費用;空檔時至甘蔗部(糖廠)縫製過濾榨糖布的工作。此外菊英姊(養姊)也常出外做零工賺錢貼補家用。為了增加收入,母親還買一隻母豬,期待生養小豬販售。有時遇上豬瘟,眼見小豬可賣時卻染上瘟疫,死了一大半,損失慘重,白費功夫,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徒呼奈何!
因為父親負責推行皇民化政策,推展國語(日語)教育,順理成章地我們家成了「國語家庭」,孩子們一律改為日本姓名,大哥取名大山富生,二哥大山照生,我叫大山睦生,大弟大山正生,小弟大山竹生,在家一律講日語,禁止說方言。成為國語家庭有了日本姓名後,就可進入日本子弟學校就讀。記憶所及,每日清晨必早起穿上和服,腳穿木屐,跟著父親到神社膜拜。
民國三十三年春(一九四四年),我進入日本子弟學校就讀,全校僅有三間木地板教室。每天揹著書包,腳穿木屐上學,脫木屐進入教室。一、二年級採合班上課,分左右兩邊,由女教師輪流教學,故所學不多。翌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由天皇廣播戰爭結束,無條件投降。猶記得校長在操場司令台上宣佈,全場師生肅然。暑期過後轉入本地子弟就讀的大湖國校(原大湖公學校)念二年級,因青黃不接沒有國語(ㄅㄆㄇㄈ)教學,由本鄉老漢學先生教授客語。民國三十五年,三年級開始上國語教學。當時家裡買不起布鞋,從二年級至六年級都是光著腳上課,遇上冬天天氣寒冷,雙足僵凍麻木,如果腳趾頭凍傷紅腫,那更是難受。今之學生沒經歷過赤著腳上學的滋味,無法想像台灣光復時物資缺乏、生活艱困的景象,尤其窮鄉僻壤的山城,拮据困窘的情形更加嚴重。六年級畢業合拍紀念照時,坐在地上前排右起第三位的我,正是光著腳丫子呢!。總而言之,六年小學期間都是在艱苦中度過的。六年中,我先後接受了日語、漢語(客語)和國語教育,可以說我接受的小學教育是殘缺不完整的,令人不無遺憾。
聽母親說,我小時候體弱多病,常玩到哪裡就睡在哪裡,舉凡樹下、大門踏板上、圍籬下或稻草堆裡,都可能成為我的臨時臥榻。常有人呼喚母親說:「辛才嫂(大家習慣對母親的稱呼),妳的孩子在地上睡著了呀!」才引起母親的注意。不能怪母親,因為她要照顧這麼多的小孩,還要料理三餐諸多家務和雜事。因為我自小身體多病,故有多認一個母親對我身體健康有益之舉,因此要我認養母,她是大湖最有錢的大地主吳揚麟的次女名叫吳宜妹,希望能提供我的教育費用,曾簽過領養契約書。因為她是出家人,我還住在家,後來沒履行契約,沒給教育費,以致我無法升學,就這樣不了了之,一切落空!現在我還保存著當年的認養契約書,而今都已成過往雲煙,令人感慨!
我五歲多時已有記憶了,那時我經常瘧疾發作(全家只有我一個染上瘧疾),父親常帶我到衛生所看病拿藥,拿的是黃澄澄的奎寧藥丸,它是最苦的藥,是苦藥之王,令人望之卻步,但是只有它才能治療好瘧疾呀!
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後,民生凋敝,物資極度缺乏,生活更加困苦,時有三餐不繼之事發生,得向人借斗米度日,或以蔬菜、蕃薯籤代之果腹。五、六年級時,為了想有一碗白米飯吃,利用寒暑假時間到隔壁大叔(阿岡叔)家,打工換白飯吃(沒給工錢)。舉凡曬穀、收穀、割草餵牛隻、攏穀、挑秧苗等雜工我都肯幹,晚上飯後還得和兩個大人,一起在廳堂中擣糙米呢!我想起孔夫子的話:「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不禁莞爾!
大叔連生四個女兒,沒有兒子,於是領養了一個男孩名叫「來興」,心想有個繼承家業的人,誰知卻是天資愚鈍,十五六歲了夜裡還經常尿床。我常和他一起到山上割牛吃的草,常被乾草(客語)割傷手流血,還得割滿兩大束擔挑回來交差了事。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夏小學畢業後,考上大湖初中。猶記得大考前夜父親指導我作文要點,題目為〈下雨天〉,那是我和父親最後一次父子溫馨的相處,在夜燈下。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剛上初中一個半月的十月十七日,父親不幸染上了狂犬病(被瘋狗咬傷未告知家人,沒打預防針),病發三天後去世,逝於清安國校校長任上,時年四十九歲英年早逝,令人哀痛。
頓失一家之主,全家失去憑依,生活陷入空前危機,因為父親沒有留下多餘錢財和財產。父親生前好友(多為鄉中有地位的人)見此情狀,乃遊說祖父適時援助,祖父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始將出租給佃農耕種的法雲寺山下四分水田及四寮坪山園兩甲五分地給我們這一家,以大哥名義承繼,以維持全家最基本的生活。
回首童少年時期所發生的種種,可謂酸甜苦辣點滴在心頭,雖然已過了六十餘年,卻記憶猶新。我出生在兄弟姊妹眾多、貧寒的家庭,成長過程中可以說沒有太多物質享受,少年時即從事超齡的成人工作,沒有住過好房子,玩的是樹枝、果核、竹子、泥土等就地取材做成的玩具。現在看來,苦難對我而言,反而成了禮物,因為我從中學會了感恩與惜福,也學會了忍耐和奮鬥。
我記得童少年期成長的家庭環境,非常貧寒困苦。外人或許認為,父親是位小學老師,後來又進入鄉公所任公務人員,有固定的薪水收入,必定是個小康之家。其實不然。因食指浩繁,以父親微薄的薪水收入,要維持九口之家的生活,實入不敷出,常處於斷糧的情況。家中一切由母親張羅打理,加上養姊出外打工賺錢貼補,才得以讓我們五六個小孩不致挨餓並能上學。
父親和祖父乃是養父子之關係,也是甥舅關係,孩提時即過繼給吳姓的祖父。八歲時,養父由大寮村遷居大湖村臨街的農家房子。
祖父是個大佃農家,承租十幾甲水田耕作,有水牛五、六隻,長工四、五位,農事繁忙。父親生長在這樣的家庭,未上學前或上學後不得空閒,得幫忙割草、掌牛(牧牛)等雜事。
父親出生於日據初始之民前十一年(一九○○年),至學齡時鄉間尚無學校設立,當設立時亦未即時入學,原因不得而知。至第三年,始以十三歲之高齡入小學就讀,故畢業時年近二十歲。因在校成績優異,留校擔任訓導代課教員,兩年後派任南湖分校教員,八年後深得日人庄長(現鄉長)之賞識,延攬轉任鄉公所特任教務專員,負責皇民化政策之國語(日語)教育推行主持人,在各村莊舉辦日語講習會,並擔任講師。
由於開訓或結訓典禮時,父親必親臨主持,故留下許多珍貴的身影。父親桃李滿鄉里,對日語教育的推展貢獻良多,是位深受鄉人敬重的教育家。
父親孩童時生活在大佃農家庭,卻能力爭上游,努力向學,出類拔萃,成為全家族中唯一的知識份子,其奮發自勵的精神,令人敬佩。然而父親一心以教育事業為職志,獨留母親在大家庭中辛苦操勞。除了早晚張羅全家十多口三餐、操持家中諸多雜務外,還得披星載月忙於農事。母親常對兒女們說:「我為對吳家所付出的精神、辛勞沒有獲得公婆的肯定而深感遺憾。」
迨祖父親生的兩個兒子成年,先後結婚成家,祖母見我們這一家食口增多(大哥、玲玉姊、二哥、菊英姊、父母親共六人),視我們這一家為外人,欲排除而後快。她老人家心中總盤算著如何把我們這一家人遷出在外,深怕將來我們和他們分爭財產。父親非其親生骨肉,她老人家有這樣的態度也不奇怪。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苗栗地區發生大地震,大湖受損嚴重,屋毀牆塌,牲畜壓死無數,無完舍可居,只好在禾埕曬穀場搭起臨時簡棚暫住。祖父母於是把握此機會,騰出祖厝右廂至馬路之間約一百餘坪的空地(吳氏祭祀地),讓我們起造房屋外住。於是,父親籌資一百日圓,就在空地上蓋起一間簡陋的房子,包括:簡易日式十二張榻榻米房一間、上蓋竹瓦,棉被櫥一座,木板走廊。後來小孩陸續出生,於是再往旁邊增蓋房間、飯廳、廚房及豬欄(客語)等。屋前空地植榕樹一株,屋右側植龍眼樹一棵。每逢龍眼成熟時,兄弟們爭相爬上樹或用竹竿夾採擷享用。龍眼樹下方有防空洞一座,可容七八人避難。圍籬多為矮樹及竹片籬笆,整座房舍簡陋不堪,當時沒有留下整座房屋相片甚為可惜,只好存留在腦海中。
地震約一年後,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九月房屋落成,我們這一家搬離了祖父的大佃農家,獨立過自由的家庭生活。當初搬離時,祖父母沒給任何最基本的生活用具,諸如炒菜鍋、飯鍋、碗盤等,也沒分給我們一分錢或半畝水田山園等,實在刻薄至極,因為父親並非其親生兒呀!
雖然生活艱困若此,父母仍緊咬牙關苦撐。尤其是母親,為了不讓兒女挨餓,努力拉拔成長,其辛苦可想而知。
搬離後的第二年,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我出生在新建的房子,隨後大弟、小弟、小妹陸續出生,人口暴增至十人。
僅憑著父親微薄的五十元薪水是難以支撐一家十口生活的,家裡既無積蓄,也無田產,想要種點什麼蔬果加菜也不可能。於是,母親以所學不多的裁縫技術,買一部裁縫機為人製作簡單衣服,賺取費用;空檔時至甘蔗部(糖廠)縫製過濾榨糖布的工作。此外菊英姊(養姊)也常出外做零工賺錢貼補家用。為了增加收入,母親還買一隻母豬,期待生養小豬販售。有時遇上豬瘟,眼見小豬可賣時卻染上瘟疫,死了一大半,損失慘重,白費功夫,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徒呼奈何!
因為父親負責推行皇民化政策,推展國語(日語)教育,順理成章地我們家成了「國語家庭」,孩子們一律改為日本姓名,大哥取名大山富生,二哥大山照生,我叫大山睦生,大弟大山正生,小弟大山竹生,在家一律講日語,禁止說方言。成為國語家庭有了日本姓名後,就可進入日本子弟學校就讀。記憶所及,每日清晨必早起穿上和服,腳穿木屐,跟著父親到神社膜拜。
民國三十三年春(一九四四年),我進入日本子弟學校就讀,全校僅有三間木地板教室。每天揹著書包,腳穿木屐上學,脫木屐進入教室。一、二年級採合班上課,分左右兩邊,由女教師輪流教學,故所學不多。翌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由天皇廣播戰爭結束,無條件投降。猶記得校長在操場司令台上宣佈,全場師生肅然。暑期過後轉入本地子弟就讀的大湖國校(原大湖公學校)念二年級,因青黃不接沒有國語(ㄅㄆㄇㄈ)教學,由本鄉老漢學先生教授客語。民國三十五年,三年級開始上國語教學。當時家裡買不起布鞋,從二年級至六年級都是光著腳上課,遇上冬天天氣寒冷,雙足僵凍麻木,如果腳趾頭凍傷紅腫,那更是難受。今之學生沒經歷過赤著腳上學的滋味,無法想像台灣光復時物資缺乏、生活艱困的景象,尤其窮鄉僻壤的山城,拮据困窘的情形更加嚴重。六年級畢業合拍紀念照時,坐在地上前排右起第三位的我,正是光著腳丫子呢!。總而言之,六年小學期間都是在艱苦中度過的。六年中,我先後接受了日語、漢語(客語)和國語教育,可以說我接受的小學教育是殘缺不完整的,令人不無遺憾。
聽母親說,我小時候體弱多病,常玩到哪裡就睡在哪裡,舉凡樹下、大門踏板上、圍籬下或稻草堆裡,都可能成為我的臨時臥榻。常有人呼喚母親說:「辛才嫂(大家習慣對母親的稱呼),妳的孩子在地上睡著了呀!」才引起母親的注意。不能怪母親,因為她要照顧這麼多的小孩,還要料理三餐諸多家務和雜事。因為我自小身體多病,故有多認一個母親對我身體健康有益之舉,因此要我認養母,她是大湖最有錢的大地主吳揚麟的次女名叫吳宜妹,希望能提供我的教育費用,曾簽過領養契約書。因為她是出家人,我還住在家,後來沒履行契約,沒給教育費,以致我無法升學,就這樣不了了之,一切落空!現在我還保存著當年的認養契約書,而今都已成過往雲煙,令人感慨!
我五歲多時已有記憶了,那時我經常瘧疾發作(全家只有我一個染上瘧疾),父親常帶我到衛生所看病拿藥,拿的是黃澄澄的奎寧藥丸,它是最苦的藥,是苦藥之王,令人望之卻步,但是只有它才能治療好瘧疾呀!
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後,民生凋敝,物資極度缺乏,生活更加困苦,時有三餐不繼之事發生,得向人借斗米度日,或以蔬菜、蕃薯籤代之果腹。五、六年級時,為了想有一碗白米飯吃,利用寒暑假時間到隔壁大叔(阿岡叔)家,打工換白飯吃(沒給工錢)。舉凡曬穀、收穀、割草餵牛隻、攏穀、挑秧苗等雜工我都肯幹,晚上飯後還得和兩個大人,一起在廳堂中擣糙米呢!我想起孔夫子的話:「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不禁莞爾!
大叔連生四個女兒,沒有兒子,於是領養了一個男孩名叫「來興」,心想有個繼承家業的人,誰知卻是天資愚鈍,十五六歲了夜裡還經常尿床。我常和他一起到山上割牛吃的草,常被乾草(客語)割傷手流血,還得割滿兩大束擔挑回來交差了事。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夏小學畢業後,考上大湖初中。猶記得大考前夜父親指導我作文要點,題目為〈下雨天〉,那是我和父親最後一次父子溫馨的相處,在夜燈下。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剛上初中一個半月的十月十七日,父親不幸染上了狂犬病(被瘋狗咬傷未告知家人,沒打預防針),病發三天後去世,逝於清安國校校長任上,時年四十九歲英年早逝,令人哀痛。
頓失一家之主,全家失去憑依,生活陷入空前危機,因為父親沒有留下多餘錢財和財產。父親生前好友(多為鄉中有地位的人)見此情狀,乃遊說祖父適時援助,祖父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始將出租給佃農耕種的法雲寺山下四分水田及四寮坪山園兩甲五分地給我們這一家,以大哥名義承繼,以維持全家最基本的生活。
回首童少年時期所發生的種種,可謂酸甜苦辣點滴在心頭,雖然已過了六十餘年,卻記憶猶新。我出生在兄弟姊妹眾多、貧寒的家庭,成長過程中可以說沒有太多物質享受,少年時即從事超齡的成人工作,沒有住過好房子,玩的是樹枝、果核、竹子、泥土等就地取材做成的玩具。現在看來,苦難對我而言,反而成了禮物,因為我從中學會了感恩與惜福,也學會了忍耐和奮鬥。